(資料圖)

作者｜鐘正生 張德禮「平安證券；鐘正生系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

文章｜《中國金融》2023年第3期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近年來，制造業在產業政策中的地位持續提高。筆者認為，中國大力發展制造業，除了逆全球化背景下產業鏈脆弱性上升外，也與中國所面臨的“過早去工業化”壓力有關。政策需積極發力，夯實制造業作為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基本盤。

中國自2012年人均GDP接近經濟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臨界值——1萬國際元后，便跨過工業化高峰，邁入“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經濟結構轉型期，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從2011年的32.1%下降至2021年的27.5%。有觀點認為，基于產業結構變遷理論，第三產業占比高則產業結構更優，鑒于中國服務業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應該順應經濟發展趨勢，大力支持服務業發展。

筆者認為，“加快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進程”的觀點忽略了不同國家“去工業化”時的發展水平和內在條件的差異。發達國家在達到較高工業化水平后，制造業增加值和就業的比重出現下降趨勢，被稱為“典型去工業化”。“典型去工業化”經濟結構轉型是消費升級和工業技術升級兩股力量推動下的結果。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早熟型去工業化”，即人均GDP處于較低階段時出現的制造業衰退現象。發展中國家若在人均收入尚不足以支撐經濟結構轉型時，提前將經濟重心轉移至第三產業，則可能會失去驅動經濟增長的長期引擎，看似經濟結構的“優化”，實則可能是損傷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陷阱”。

與日本、德國等制造強國相比，中國工業增加值占比從峰值到降至30%的時間間隔較短，且該比例到達30%左右時的人均GDP水平較低，因此需要高度重視中國工業化“未富先去”的問題。

從經濟轉型視角看，中國目前“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基礎并不牢固，需繼續充分發揮制造業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制造業是連接“外循環”的重要抓手。盡管國內市場有廣闊的增長空間，但目前內需并不強，仍較為依賴“外需”，因此不能貿然削弱制造業的優勢，進而放棄外需。其次，“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所需的消費升級動力并不強。消費升級是推動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源動力，但目前中國消費升級及其引致的產業結構升級空間仍然有限。最后，“過早去工業化”影響經濟增長效率。制造業是技術創新的“主戰場”和吸納就業的主體，“過早去工業化”不利于提高創新活力，并可能因沖擊低技能勞動者而導致勞動力市場失衡。

近年來，中國持續穩固制造業的規模優勢、產業體系優勢，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制造業的綜合實力邁上新臺階。但客觀上，中國制造業受制于質量與效益較低、技術與創新不足等因素，出口陷入“兩頭擠”困境，仍處在“大而不強”的階段。

第一，從規模看，中國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國。2011年至今，中國工業增加值規模持續位居世界首位。2021年中國工業增加值為7.0萬億美元，占全球工業增加值的比例達25.7%。中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的所有行業，是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產業體系最完整、產業配套能力領先的制造大國。制造業也吸納了大量勞動力，2021年城鎮非私營單位中制造業就業人員數占比22.5%，居各行業之首。

第二，從出口來看，中國制造業面臨“兩頭擠”的困境。2009年中國貨物出口總額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貨物出口國，并保持這一領先優勢至今，但其隱憂也在加速體現。中國出口依賴居高的行業主要集中在中游制造業和下游行業，上游行業和中游原材料行業的出口依賴度均較低。一方面，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等正在利用其成本優勢加速布局制造業，中國制造業面臨“低端分流”壓力；另一方面，歐美發達經濟體的“再工業化”趨勢展現出強烈的產業鏈本土化意愿，中國制造業份額同樣面臨“高端回流”的擠壓。

第三，從產業結構看，中國制造業還有較大優化空間。近年來，中國制造業雖面臨成本優勢削弱、逆全球化興起等因素的倒逼，部分行業轉型升級較快，但中國制造業產業結構整體還有較大的優化空間，2008年以來中國的出口結構未能繼續向中高端快速躍升。2008～2021年，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比僅從24.0%下降至22.3%，而高技術產品出口比例在28%～31%窄幅波動。究其原因，一是在商品結構不斷優化后，技術進步所帶來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提升受限；二是全球產業鏈歷經幾十年的不斷優化，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國際分工布局，各國產品出口結構趨于穩定。

第四，從質量與效益看，實現制造強國面臨著約束。首先，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產品質量早期在產品性能、穩定性、可靠性、使用壽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其次，中國的世界級工業品牌匱乏，產品附加值率低。全球知名品牌咨詢公司英圖博略（Interbrand）發布的2021年度“全球最具價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中國僅有一家企業上榜。最后，中國制造業生產效率不高，2021年美國全員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6.4倍。

第五，從技術和創新看，中國產業鏈被“卡脖子”的風險在加大。中國正加大研發投入，2021年研發支出達到2.79萬億元的創紀錄水平。但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與世界科技強國相比，中國研發投入在規模、結構和效率方面仍然不足，且對技術進口的依賴度較高。美國是最大的技術出口國，德國、日本技術創新不斷追趕，這兩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使用費順差也在不斷擴大。中國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則長期處于逆差，產品制造和研發高度依賴技術進口。中國核心技術面臨美國等國家的“卡脖子”科技封鎖，它們希望中國陷入技術引進受限和國際分工地位“低端鎖定”的困境。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逆全球化有抬頭之勢。202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保證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中國工程院院長在2019年國家制造強國建設專家論壇中指出，雖然我國制造業規模位于世界首位，但目前整體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筆者結合中國工程院對代表性制造業的分類，逐一梳理了中國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領先、先進、差距大和差距巨大的四類產業。

第一，中國在世界上領先的產業包括通信設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輸變電設備、紡織和家電等。這幾個行業在市場規模、關鍵技術、產業鏈競爭力等方面都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即使如此，相關行業的核心零部件、系統等仍存在短板，有被“卡脖子”的風險。

第二，中國在世界上處于先進地位的產業包括航天裝備、新能源汽車、發電裝備等。這幾個行業基本建成了較為完備的產業鏈，在全球具有一定競爭力，但同時也面臨一定的核心零部件和關鍵技術“卡脖子”的風險。

第三，中國制造業和世界差距大的產業包括飛機、航空機載設備及系統、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制造裝備、機器人(行情300024,診股)、高技術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節能汽車、高性能醫療器械、新材料、生物醫藥、食品等。中國的上述產業規模持續擴大，技術水平不斷提升，產業鏈逐漸完備，但整體和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尤其是高端領域的關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存在較多短板，大而不強。

第四，中國和世界差距巨大的產業包括集成電路及專用設備、操作系統與工業軟件、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設備、航空發動機和農業裝備等。中國在上述幾個領域，技術、材料和設備普遍受制于國外廠商的壟斷，是“卡脖子”最嚴重的領域。

總的來說，中國制造業在短板領域大多也具備中低端制造能力，但普遍缺乏高端制造能力。尤其是關鍵技術與核心零部件的缺乏嚴重制約了中國產業鏈自主性的提高。

突破當前困境，建設制造強國，需要多主體、多舉措共同努力。除了偏中長期的政策，如完善創新體系、提升產品品質、加強品牌建設、營造良好營商環境、通過資本市場給創新激勵等以外，筆者認為，短期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著手。

首先，需求是推動制造業創新升級的基礎，有必要充分釋放國內的消費需求。比如在滿足使用要求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公共部門采購可逐步加大對國產品牌的支持力度。近年來公共部門在部分領域（如操作系統）加大了國產品牌的使用，后續可以擴大公共部門采購支持的范圍。

其次，推動形成合力，充分用好各項支持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政策。測算發現，2022年中國支持制造業發展的貨幣、財政和產業等政策，拉動當年制造業投資增長5個百分點左右。2023年，中國仍面臨著穩增長壓力，可繼續將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作為穩增長的重要抓手，繼續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稅費減免和產業政策傾斜等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再次，盡快出臺看得見、獲得感強的政策，推動民營企業家信心恢復。制造業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比超過八成，近年來由于疫情沖擊等原因，民營企業家信心不足，投資能力也受到影響。202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高度重視“信心轉弱”的問題。民營企業作為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的主體，它們信心的修復可能需要看到實實在在且預期持續的政策。

最后，盡管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中國仍然需要做全球化的堅實擁躉。融入全球經濟，對中國而言，除了可以直接增加產品需求外，更重要的是能提供創新所需的市場規模，以及外資進入中國后帶來的“干中學”機會。在出口方面，全球貿易面臨增速放緩壓力，有必要多措并舉“搶訂單”。在吸引外資方面，應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的部署。